盗版伤害了中国软件，却撑起了那时的中国经济

十多年前，多媒体电脑初起，家里买给我买了台电脑，配置是CPU是奔腾MMX 200Mhz，内存16MB，硬盘3GB，显卡2MB，显示器15寸CRT，当时的价格大约9700元。组装机要装系统，windows95，毫无疑问，是盗版的。

有了电脑后，周末我经常去电脑城去买CD光盘，价格记不太清了，好像是15元一张，当然，也几乎全是盗版的。在网速是33.6Kbps的时代，光盘是电脑里的信息的唯一来源。内容五花八门，有帝国时代、红色警戒、星际争霸、古墓丽影等游戏，还有各种小说，甚至还有美国独立法官斯塔尔的报告，当然，也有各位老师。这些盗版甚至有了自己的品牌，现在还记得有一个叫做“藏经阁”的，有一系列光盘。可以毫不夸张的说，这些盗版，给中国人打开了面向真实而丰富的世界的一扇窗。

其实，盗版软件打开的窗，又何止于游戏、软件、还有老师们呢？当时，有不少电脑培训，培训的内容很简单WORD、PPT、EXCEL，别小看这些技能，在当时可以让一个本来去流水线上打工的孩子，可以进到办公室，帮助一个底层孩子实现岗位飞跃、阶层升级的机会。

软件行业，是一个有着巨大外部性的行业。

所谓外部性，是一个经济学概念，由马歇尔和庇古在20世纪初提出：“某种外部性是指在两个当事人缺乏任何相关的经济贸易的情况下，由一个当事人向另一个当事人所提供的物品束。”简单的来说，外部性是指行为使得无关的旁人受益。教育是一种正外部性。教育系统收学费，培育出人才。人才会对社会作出贡献，这个贡献远大于教育本身的收费。这就是外部性。同样的，软件行业，收费提供软件产品，但通过软件行业，人们极大的提高了生产力，从而使整个社会都受益。

其实，现在也仍然如此。比如，设计行业、影视行业的软件都非常昂贵，一套几千上万都很正常。如果全部都是正版，会极大的加大这些行业的学习成本，运行成本，最终，缩小行业规模，甚至导致下游产业受损。如果没有盗版的premiere，那些年轻人就会交更高的学费。一方面，这会使得一些人放弃学习，降低技能，另一方面，学习技能的花费，企业办公软件的花费，都最终会推高行业价格，减少行业规模。

前段时间，由于一个项目的需要，我涉及到不少机械设计、非标自动化的东西，需要用到ProE、solidword等软件。设计师发给我文件，我就去网上找一个盗版的。当然，设计师本身，乃至中国广大的中小企业，都不可能用正版。中小企业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9%以上，创造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%以上份额。所以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，这些盗版软件，默默的发挥着作用，承载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。

从这个角度，盗版软件或许冲击了中国的软件行业，但是，却极大的刺激的中国的生产力发展。即便这不是资本家主动的慈善，也可心存感激，那怕不心存感激，也不必做出受迫害的样子。从更大范围来说，全球化下的技术、文化的交流会受益于普通人，反过来看，某种程度上，独立自主，会耗费财政收入，给普通人带来不便，但却会给特定行业的人带来好处。

实际上，盗版猖獗，从来就不是软件企业所愿。从1992年微软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开始，盗版问题就开始困扰了微软，但一直收效甚微。

盗版的重要原因，还是因为太贵。以windows98系统标准版为例，上市之初该产品在中国的售价为1998元，这相当于普通中国市民的一个月工资。所以，盗版难以避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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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INDOWS的反盗版措施，在WINDOWS98的时代，的确非常的弱，只需输入一串代码，就能毫无障碍的用，和正版功能一样。在我的印象中，windows需要激活，大概是windows vista时代出现的。当然，这并没有难倒中国人，或者说全世界的黑客们。其实，即便今天，苹果会被越狱、PS、XBOX会被破解、安卓会被ROOT，各种游戏都会有破解补丁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破解总是存在的，厂家因此蒙受损失，起码，不能把被破解都说成是故意打压对手。

除了技术上的办法，微软不是没想过法律维权行动，可更是四面楚歌。

最著名的就是“亚都事件”。1999年，微软起诉亚都科技公司失利，是微软在中国反盗版标志性挫折之一。当时，微软向法院举报亚都科技公司50台电脑安装了盗版微软操作系统软件，要求给予150万元的赔偿。当时，刚刚是南联盟中国使馆被炸事件之后，美国人宣称是误炸，亚都公司则对外宣布，是“误用”了盗版软件。最后，由于一个法律技术上的原因，微软的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。当时有观点认为，“微软应该注意到中国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国家利益”——同样的词，可以在历史场合中不断出现，虽然，含义截然相反。

也有一些趣事，微软当时的维权，通过市面上的宣传去找。开始做宣传意味着这家公司开始赚钱，至少融到钱了，没钱的公司打了没用，收不到钱。2002年，网游繁荣，盛大网络日进斗金，微软找上门来，要求盛大就侵权赔偿。盛大创始人陈天桥很强悍，不服微软关于侵权的认定，到北京来找记者想办法。记者没有想出办法，倒是陈天桥自己想出了办法：说动时任微软中国区总裁唐骏加盟盛大。唐骏加盟前，盛大盗版事件已经大事化小。一年多之后，盛大赴美上市，陈天桥登顶中国首富，唐骏也赚得250万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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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这种游击式的打法终究不能改变总体局势。此后，微软把华为、北大方正等多家中国知名企业列入调查名单，但均无功而返。后来，微软把市场重点收缩到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成都，并在这些城市成立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盗版监督机构，但均收效甚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微软向普通人维权，显然，在经济上、公关上、道义上都毫无可行性。2004年，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中国的盗版率达90%，2006年这一比例有所下降，但仍然达82%。那么，这种局面下，是否有打压对手、培养用户的考量呢？这种诛心之说，很难否认。不过，客观的说，当年的中国软件产业，特别是操作系统，还不值得微软考虑“打压”两个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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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因为，盗版对中国软件业的伤害更大。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环境，不会定向爱国。在盗版微软、Adobe的同时，并不会放过国产软件——即便不盗版国产软件，也是的国产软件没有被盗版的必要。

国产软件，即便功能、性能稍差，如果这个市场是收费的，那么国产软件仍可以以低价获得一部分用户，从而获得生存与发展。但是，如果这个市场，最好的产品，都被盗版，价格为零，那么，国产软件，就不会在生存的可能，缺乏资本积累的国产软件业，很难发展壮大。

软件行业有一个特征，那就是研发费用高、投入大，但边际成本却极低。所谓边际成本，就是每多生产一份的成本。开发软件需要很大投入，但复制一份，却只需一张光盘钱。国外软件有外国市场可以取得利润，在中国市场上，即便颗粒无收，由于研发费用已经在欧美市场收回，在大陆市场耗费的不过是几张光盘，不会伤筋动骨。但是，没有国外市场作为战略纵深的中国软件，却不得不依赖中国市场的销售收入，与盗版搏斗，甚至于做出了很多极端的反抗行为。这其中，最著名的是恐怕就是“江民逻辑炸弹”事件。

当时，由于需要定期升级病毒库，这就使得用户对软件商有依赖，这使得杀毒软件销售情况比较好。为了防止盗版，甚至防止经销商盗版，江民公司在软件内放置了逻辑炸弹，一旦发现有破解操作，就会锁死用户电脑硬盘。这个行为本身，构成制造、传播病毒，后来被公安机关处罚。

从这个角度，真正打压了国产软件的，不是微软，而是中国落后的知识产权保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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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，进入21世纪，中国加入WTO后，逐渐改善。2002，微软和发改委签下了62亿元的合作协议，微软承诺向中国国内企业提供出口订单、人才培养、输入资金和管理经验、技术转让、产品本地化和开放源代码。2005年，中国政府推动软件正版化工程，各级政府当年采购了超过15万套的微软产品。此外，2006年4月，微软分别同同方、TCL、方正等国内电脑制造商签署了软件销售协议。2006年，胡锦涛参观美国微软公司总部时表示，中国政府已经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，今后也将认真兑现许诺。

再后来，微软引入低价格策略，把win7与office的低端版本的价格大幅度降到300元水平。与此同时，组装机减少，笔记本、平板、一体机厂家都会预装windows，再加上应用商店的出现，安卓与苹果的崛起，微软甚至提供了win10的免费升级。至此，虽然仍然存在一些盗版，但中国操作系统盗版的现象改善很大。

虽然，如今随着商业模式的改变，软件从收费走向了免费，转而用增值服务赚取利润，但即便如此，知识产权保护仍然非常重要。前段时间，不少创业公司抱怨，被大公司抄袭，但是，除了在舆论上哭诉之外，他们没有任何拿得出的法律意义上的证据。他们本该有的。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著作权，即基于代码的保护；一种是专利权，保护的是算法、流程。简单的说，用c语言写的软件再用JAVA写一遍，就不侵犯著作权，但是，却仍然在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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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者薄弱的知识产权意识，反映的是中国知识产权体系的落后。保护、繁荣中国的软件产业，政府的扶持很重要的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。目前，中国已经走过了简单模仿、逆向工程的经济发展阶段，创新逐渐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。这个时候，只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，才能发展国产软件。